@莲子清如许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
我所在的神经内科，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，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，崇拜得五体投地。慢慢地在临床上轮转，当住院医师，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，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，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，甚至超过国外（中国人多，病种多，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）。但是这仅仅是诊断，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三分之一，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是三分之一，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，但由于疑难杂症多，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，而难以建立个体化治疗，所以有着所谓“重诊断轻治疗”的行业传统，治疗捉襟见肘。我时常胡思乱想，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？
我永远记得当一年住院医轮转内科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，30岁女性，晚期肺癌，胸廓变形了，头上有两处颅骨转移，包着白纱布，像“小龙人”。她整整三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，只能抱着枕头端坐间或眯眼打盹。她那位可敬的爱人同志，没日没夜的守着她。我值班的那天，她爱人来找我，说她疼的厉害。我忙去看她，情况已经是相当的惨烈，血压全靠药物维持（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），每日几乎不进食，整个人都浮肿了，是一种透明的白净，可以透过菲薄的皮肤看见她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的搏动。我听了她的肺，全是痰鸣音，她却没有一点力气咳出来，只能靠护士吸痰，但每吸一次都像是要她命的痛苦。真正要命的肿瘤让她疼痛的神志不清，普通的止痛药无济于事，只能打度冷丁，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。我给了她一支，不是很管用，仍疼得迷迷糊糊，我也不敢再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她，脸上表情极其复杂，在这个寒冷的深夜，暖洋洋的病房，喂她一口一口的冰棍，她像个孩子一样，慢慢的吮吸着，奉如甘饴。于她而言，每一次进食，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，都是一种奇迹。我每天都会知道她还在消耗维持着，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到的中午，抢救现场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从容，她爱人不停地打电话“我媳妇快不行了，你们打车来吧……”泣不成声，那种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让我简直要窒息了。她已经完全昏迷了，脸肿得厉害，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“死气”，轻轻地喘息，终于可以平躺在久违了三个月的床上了，她就在这张她趴了三个月从未躺过的床上永远睡去了。年资高的大夫在从容地临终抢救，大家都明白这于她及家人都是一种解脱，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，也许是年资太低，工作还短，心里还留着一条缝——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，我的整个心都憋得很疼。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，我拿这件事尽我所能与他人轻描淡写聊了半天，掩饰我这种不符职业情感的心理，而结果却是愈加郁闷。
工作了十年，见过的各种死亡场面，感慨良多。很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，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：输液器、胃管、导尿管、氧气管，甚至是气管插管。最后的那一刻，真的是惨不忍睹，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，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感。亲属盲目的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，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世俗的所谓“尽孝”。我进了NICU只3天，我就特别沮丧，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，用什么抗生素，怎么对症治疗，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。我不知道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，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？
还管过一个患者，女 72岁，脑肿瘤，高颅压，慢性脑疝形成。我们神内只能用药降颅压，但是时间长了很快会肾衰的，根本问题（肿瘤）不解决，好转不了。所以我们确诊肿瘤之后让家属尽快转科，但是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，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，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，就是保险箱，他们就尽到了孝心，老爷子被这两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，也想赖在神内。其实转往神外，尽快手术，老太太还是有救的，至少不是目前的等死状态。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，终于同意了转科，这样太极推手又拖延了一周左右，我心里都恨不得大嘴巴抽那几个矫情的子女，这是为老太太好吗？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普通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，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，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死时的尊重和人文关怀，而不是因为生者害怕死别，害怕背上不孝的骂名，就硬要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过程。有希望救的，就应该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，但是无意义的抢救，该舍弃还是应该舍弃。
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；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创抢救他爹后，在地上“梆梆梆”磕的响头；想起患者走后家属惨烈干嚎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；想起无耻“医闹”老爹死后不及时入殓，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，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，人性毕现。
我那英年早逝的大师兄，气度非凡，大高个子，声如洪钟，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，他理解力、记忆力都超强，专业知识（神经解剖、神经病理、神经生理)和社科知识都超强（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艺术）。我简直没见过比他更神的神经科医生。他看病，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在旁观摩，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从查体到诊断、到治疗，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，让病人觉得宽慰，让我们觉得到位。他给大家讲课，旁征博引，口吐莲花，思路清楚，特别实用。他没出过一天国门，但是用英文作讲演时，那种地道和流畅，让很多海龟也汗颜。45岁他查出肝癌，做了肝移植，一度还复出，松散地出门诊，经常跟我这个闲云野鹤的人聊，他说他是提前进入而耳顺阶段，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。我们探讨过工作的目的，他说最低级，工作是为了生存；高一些，工作是为了获得成就感、获得快乐；最高境界，工作什么都不为，就是工作。移植后1年癌细胞再度扩散，他还发消息跟我说不要担心，他这一型扩散后最高生存期是7个月，他要试试挑战纪录，至今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。在八宝山，他静静躺在鲜花中，我悲不能已，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，他爱人也是医生，放弃了一切有创抢救，师兄总算可以安静的走了，我后来想通了，默默地跟他说：师兄，你先走一步，大家都会再见面的。
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，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。生如夏花般绚烂，死如秋叶般静美，是我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