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官员的法定收入，主要包括两部分——正俸和养廉银。俸禄承明制，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和从一品官员一年的俸银为一百八十两，而从九品的官员只有三十一两五钱。这一收入是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生活的，因此被认为是导致贪污受贿的重要原因。到雍正皇帝，开始推行“耗羡归公”和养廉银制度，这使得养廉银成为清朝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。养廉银作为官员的津贴收入，其金额常常是俸禄的数十倍。养廉银经历过几次大的调整，大致在乾隆二十五年基本确定下来。总督的养廉银在一万三千两至二万两之间，巡抚的养廉银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两之间。养廉银数量甚巨，而来源一般是地方的火耗与赋税。
在抄家时，在任官员的金银持有比重远远超过不在任官员。例如，嘉庆三年闽浙总督魁伦自报，当时家产大概二万余两，其中任所存银即达九千余两，据他自己供称，本拟留作支付下级官员的养廉费用。即清代官员个人收入与地方财政不分的特点非常明显。
“养廉银”制度等政治制度性的原因造成官员有机会持有和贪污掉大量的金银，所以很多抄家的案例中都有“掘银”的桥段，比如纳兰明珠的家奴安图最初被抄家时，曾刨出过银二百万两；十余年后的乾隆二年，内务府曾奏报有看房之晋六格等人刨出银700余两，继之随派员深刨，又得金80两、银170余两；乾隆五年几个老百姓组织去盗掘，又刨出金银总计十万两以上。
云南布政使钱度也很喜欢窖藏，乾隆三十五年，其子钱鄷自云南带回金子2000两，其母蒋氏藏放1800两于卧房地板之下，被抄家时，他的现金财产（金、银、钱）占总资产比重高达66.8%，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也写道：“好为收贮，或做地窖、或做夹壁，善为筹划，以作永久之计……”。